初临西方的心灵困境与自我疗治_刘再复《五史自传》连载之四

著名文藝理論家劉再復先生近年開始撰寫自傳，按照主題內容，分為《我的拼搏史》、《我的寫作史》、《我的思想史》、《我的心靈史》、《我的錯誤史》五卷，正由香港三聯書店陸續出版，其中寫作、心靈、思想三卷已經上市。獲刘再复先生授權，我們將陸續選發劉再復先生《五史自傳》的部分內容。本期内容摘自《我的心灵史》第九章。

本次的摘选和上一篇讲述的是同一个转折时期，只是一个着重于其对作者思想所引起的震撼和转变，一个着重于心灵上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及其拯救。读者从中或可体会刘再复先生独特的自传写作体例的用心所在。

到美国之后，我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岁月。一方面是子弹还在心灵里发酵，昨天的事件还在折磨自己，另一方面则是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规范。我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着“转世”的艰难，进入第二人生。

转世要历经各种“鬼门关”。有语言关，生活关，环境关等等，我写的《逃避自由》，只是生活关。在国内时什么都由组织、单位办理，由国家负责，到了海外则什么都得自己去做，连买张车票、机票也得自己去做，原来，自由世界是什么都得独立自行解决问题的世界，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这种自由真可怕，我真想“逃离”它。这其实是在生活关口之前的恐惧。

但生活难关并不是最难冲破的关口。最难最难的是心灵关。人的心灵真奇妙，我在这段日子里，每天每夜都充满牵挂：远在大洋彼岸的母亲、两个女儿怎样生活？生活得怎么样？此次出国，远离了故乡与亲人，被连根拔起，面临的是没有边界的时间的深渊，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那些关怀自己的亲人与朋友。在孤独到极点的时刻，挚友高行健来了电话，他说：“我们到了海外，最重要的是要当一个心理的强者。第一步先抹掉政治投在我们心灵上的阴影；第二步就要进入精神价值创造了。我们在国内已很努力了，但是，到了海外必须双倍努力双倍用功”。这些话，我在路过巴黎的时候，他就郑重地和我说过，此次又在电话上郑重对我说。我觉得他的话击中了我的要害。是的，应当赶快站立起来，首先当个心理的强者也就是心灵的强者。不要被孤独所打倒。

刘再复与女儿刘剑梅

也是在这个时节，我听到国内传来信息：XXX发话，说要把刘再复这些人憋死、困死、闷死、饿死、气死，这个人，我一直瞧不起他。他在主持《红旗》杂志时，曾派林文山先生向我组稿，说你可写篇商讨的文章，以平息海外对我们的误解。我断然拒绝了。我说，你们对我政治上纲，然后又要我替你们遮蔽专制的行径，办不到。此事得罪了他，后来他当了部长，几次请我参加开会，我都拒绝。再后来，我流亡了，他心里自然高兴。然而，要高兴得彻底、尽兴，只能是看到我困死在海外，因此，他说“憋死、闷死、困死、饿死、气死”这些狠话，我是相信的。一旦相信，反而化为力量，反而想好好活着，想带着强大的心灵活着。于是，我用积极的态度开好了一个心灵的“自我疗伤”过程。

这个过程是个写作的过程。我开始写作《漂流手记》，关于这一点在《我的写作史》中已作了叙述，此处不再唠叨了。但这个过程，也是旅游的过程。读万卷书，可以疗治心灵的寂寞与痛苦，走万里路，也可以是疗治的药方。一九九二年我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所聘，到那里担任“客座教授”。从瑞典出发，我开始周游列国，丹麦、挪威、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一路走，一路想。一边观赏，一边思索。无论是在法国的卢浮宫还是在瑞典的勃朗宁巨画之前，我都被感动得几近落泪。在这些伟大的永恒艺术创造面前，自己的成败算得了什么？有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这些不朽的“美”陪伴着，还要整天叹息着孤独与寂寥吗？

刘再复《漂流手记十——大观心得》

天地图书2009年12月版

此次心灵的创伤和 “WG”那次创伤一样，非常严重。而且WG那次创伤之后进行疗治时有国家药方（国家胜利的喜悦），而此次创伤则完全没有。国家不仅不是医药，而且是痛苦之源。而被称为“美利坚”的国家，则离我很远，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因此，能帮助我心灵自疗的只有书本（写作）、朋友、艺术和大自然。关于书本的疗伤和写作的疗伤，我在《我的写作史》中已作了记录。关于艺术的疗伤，在旅游中的一切人类的艺术精华确实都给我安慰与启迪；关于朋友的疗伤，我特别应提到三个人，一是李欧梵，二是余英时，三是葛浩文。没有他们的具体帮助，我连饭吃都没有。

从国内来到美国，人地生疏，第一次领悟到“举目无亲”的恐慌。幸而在芝加哥大学的头两年里，有李欧梵支撑着。他是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东亚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刚从鲁斯基金会那里申请到24万美元的研究费用。研究的课题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正好，我们这群流亡者（包括李陀、甘阳、黄子平等）欠缺的正是生存费用与文化反思。“反思”一词，是我在八十年代首先倡导的，这回又可增添一项对“   ”事件的反思，名符其实。我当时把芝加哥这些朋友称作“芝加哥流亡者部落”，而李欧梵是部落酋长。他本身很有才华，但此时他完全停下自己的写作而安排和保护这个特殊文化部落。

我刚出国，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进入冬天后又发现自己没有毛衣、棉衣、皮衣等，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是对“空”的领悟，可是，明白了“空无”的哲学之后，还得“活”，还得生存，还得衣食住行。那时才明白，真正的哲学难点是悟到四大皆空以后该怎么办？空无哲学能够帮助我们放下烦恼，但不能帮助我们建立新的生活程序。所以，此时朋友的帮助，实在至关重要。李欧梵之后，帮助我在学校里担任“客座”，驻扎下来，赢得一份工资能够安心地从事教学与写作的是葛浩文和余英时。十年里，就靠他们三个人。

在芝加哥大学的生活行将结束时，葛浩文就到芝大我的宿舍商讨在科罗拉多大学的全部事宜，他已为我安排好了一切。后来所以会选择科罗拉多为永远的住所，在落基山下渡过第二人生的漫长岁月，就因为有他在。我曾问他，您是犹太人，以色列是您的祖国；而您移居美国，早已变成美国人，美国是您生长和寄存之邦；而中国，则是您的研究对象，您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专家和翻译家。那么，我问您，这三个国家您最爱哪一个？”他立即爽朗地回答：“我哪个国家都不爱，最爱的是我自己。”可是，那个瞬间，我知道他除了爱自己之外，也爱护我，也在尽他的责任。

余英时先生

他之后最关心我的是余英时先生，在瑞典召开“国家、社会、个人”会议时，他与嫂夫人陈淑平前往参加了。那一天在江青家里他首先提出“结束瑞典之行后你们到哪里去？”具体地关心我和李泽厚先生的出路。讨论时我和李先生才知道台湾蒋经国学术基金会北美部分由他和许倬云先生主持。他表示，返美后你们可以提出申请，他和许倬云先生可以支持。于是，我们流亡生活的最初十年就有了着落。余先生本身满腹诗书，很有学问，但又有慈悲情怀，从内心深处关心我们这些漂泊者。他每到新年春节，都会回应我的问候，送我贺年卡，有一年他的贺年卡写道：现在您还得继续“苦撑岁月”（胡适语），祝你岁月丰富，举家幸福。他这个“苦撑岁月”四个字，印在我的心中，每次碰到困难，我都会想起。因为我苦撑了流亡海外最初也是最艰辛的十年，所以我和我的妻子退休后都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早已没有后顾之忧了。李欧梵先生、葛浩文先生、余英时先生不仅帮助我们在陌生的国度里立身立足，而且让我的内心感到温暖，感到自己虽然身处西方，但毕竟生活在人间。

除了李欧梵等三位朋友之外，在海外给我心灵暖流的还有邹谠、林达光、马悦然、马汉茂、聂华玲等朋友。他们都是我心灵创伤的疗治者。

Boulder街头风景

疗治我心灵创伤的第三个要素是大自然。我在芝加哥大学时对这一要素还没有太深的感觉，到了科罗拉多后，则明显地感到大自然在帮助我。我所在的Boulder的小城，几乎每年都被报刊评为美国最好的居住城市之一（前五名）评判的标准是生活条件、自然条件、安全条件、安全条件、文化条件。这个城市共十万人，科罗拉多大学的师生占了三万多人，属于大学城。而且有洛基山作屏障，离大自然很近。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都会享受黎明，享受洛基山。常与朋友开玩笑说：我现在“相看两不厌，唯有洛基山”。除了山脉之外，还有雪水化成的小河，小河贯穿整个城市，河边是步行小路，小路上全是繁茂的树木。闲时在林间散步，一边鉴赏花木，一边鉴赏小溪，真是美极了。在散步的时候，我常与菲亚说，上帝对我们多么好，把我流放到天堂来了。如果上帝委托把我设计天堂，那么，我将以Boulder城为范本。在这个地方隐居，离中国很远，离美国也很远，唯有离大自然很近。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心灵时时接受大自然的洗礼，那还有什么不平？还有什么伤痕？后来我写了许多歌吟大自然的短文，说我出国之后心灵创伤所得到的疗治，乃是“意义的疗治”，这意义，主要是来自无言无价的大自然。中国古诗人说：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可见，无法言价的清风明月，明山秀水，才是无价之宝和无价之药方。我在《西寻故乡》的散文集里，记录了许多大自然疗治创伤的诗意感觉，

由于书本、朋友、艺术、大自然的帮助，我的心灵再一次赢得完整。这完整的标志就是只要用一副面孔生活了。我为此而庆幸。

所以近年来我在总结自己的海外生活时一再说，我在二十多年的漂流生活中赢得三样最美好的价值无量的东西：一是自由时间；（时间再也无须被行政、杂务所割切了）；二是自由表述（这是最高的价值）；三是完整人格；完整心灵，最宝贵的心灵不再分裂，不再化作碎片了。

《我的心灵史》香港三联201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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